註：此文為 2019/05/24 傑森‧摩爾在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演講《人類世或資本世？氣候、權力、資本造成的地球危機》的摘要紀錄。此紀錄經過個人的整理、安排與節選，某些段落則參考了摩爾的其他作品加以補充，僅供參考。
面對當今的氣候危機，許多學者專家，都將此稱為某種「狀態改變」(state shift)。這意味著，我們當今的處境已經不是「氣溫增加幾度＝某些程度的變化」的可預測狀態了。而是：只要一點點的異動，就會造成不可逆轉的、不可預測的巨大轉變。但摩爾認為，我們所面臨的其實並不只是地質學意義上的事件而已，這更是對資本主義、對於知性 (intellectual) 的狀態改變。
我們該怎麼理解這句話？我們得從摩爾如何理解資本主義來看。對摩爾來說，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種「世界 — 生態」(world-ecology)：它不同於「世界的生態」(ecology of the world)，指的是各個物種與環境，或生命製造 (life-making) 的生發性關係 (generative relations)。也就是說，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從自然的生命網絡 (web of life) 之中浮現出來的，不是如許多人認為的純粹「社會」的產物。
而摩爾所謂的「知性改變」，也是延續著這樣的思路，質問了「社會」/「自然」區分的思想結構。這種「綠色算術」(Green Arithmatic) 的思考，認為所謂的歷史，可以用下列等式來表現：
歷史＝社會（人類／文明）＋ 自然
這種思考模式有其醜陋的歷史，它反映了歷史上的各種歧視、排除與壓迫。這種二元論縱使有效，卻從不無辜。所謂的「社會／文明／人類」代表的，一直都是貴族、地主、某部分白人男性；而所謂的「自然」，其實就是大部分的人類（非白人、原住民、女人），與所有的非人類（動物與非動物）。
而所謂的人類世 (Anthropocene) 論述，主張我們該把當今這個人類作為最大改變驅力的時期，正是以人類 (Anthropos，希臘文) 來命名。摩爾區分了兩種意義的人類世：第一是地質學上的人類世，企圖尋找一個「黃金釘」(golden spike)，來定位人類世開始的起點或關鍵。第二，則是大眾意義上的 (popular) 人類世。這種論述認為，現在的災難與處境，都是「我們所有人類」(we all humans) 造成的。
第二種論述，在上述思路之下便顯得問題重重，但第一種亦不遑多讓。其中一種說法宣稱，開啟人類世的關鍵是「工業革命」。正是由於工業革命，由於蒸汽機的發明與使用，才導致碳排放的上升，以及自然資源的消耗 — — 而這些在地質與大氣紀錄上都顯而易見。但對於這種說法，摩爾顯然不買單。對他來說，如果所謂的「技術發展」真的主要決定了我們的歷史走向，那麼現在的技術發展應該早就使我們脫離危機了才是。造成危機的主要力量，從來就不是「技術的」，而是「政治的」。是某種政治上的力量阻止了我們的行動與改變。
另外，許多所謂的「工業革命」故事或歷史，都具有歐洲中心 (eurocentric) — — 尤其是英國 — — 的強烈色彩。這種敘事認為，工業革命是純粹發生在英國的獨立事件：英國發明了蒸汽機、英國煤礦業發達，因而形成了工業革命發生的條件，接著才慢慢向外外擴散。然而這種說法卻不甚精確，因為工業革命作為資本主義加速的主要推力，並不是純然獨立的。例如，我們知道如紡織廠的工廠採用了蒸汽機，使得生產力倍增，但故事卻往往忽略了紡織業所需的便宜棉花從何而來。而事實上，這些都是從對於美洲原住民及其資源的剝削、殖民與支配而來。
基於這些想法，摩爾支持「資本世」(Capitalocene) 的名稱，而非人類世。因為對他來說 — — 正如前述 — —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「世界 — 生態」，關涉的不只是經濟上的模型或邏輯，更是關於自然、權力、帝國與殖民的關係網絡。資本的積累，其實是資本與勞動在生命網絡之中的某種特定關係。因而，比起說當今我們所面臨的危機是源於人類 (anthropogenic)，不如說是源於資本 (capitalogenic)。
摩爾舉了許多歷史紀錄，說明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的氣候變遷，其實都是革命的契機。如羅馬帝國與中世紀封建時期，都是遇上小冰河期而有了衰亡的徵兆與條件。而在這些革命與衰敗之後，帶來的都是對多數人而言更好的生活水準。然而，摩爾也提醒我們，不該將氣候視為一種決定論 (determinism)，而是該視為一種決定 (determination)，一種有力的因素。另一方面，也沒有任何文明能夠永久存續。文明也有他的生命，意即：有出生，有成長，當然也有死亡。
不過，這樣的歷史紀錄有給了我們什麼提示嗎？摩爾認為，我們能在當今的危機中，看出兩種意義。第一是「生命製造」(life-making) 的危機：也就是我們當今面對的氣候變遷，以及大規模的生物滅絕。第二，則是「利潤製造」(profit-making) 的危機：也就是摩爾稱為「廉價自然」(cheap Nature) 的終結 (1)，也就是對於自然的驚人剝削的終結，資本主義的危機。
在歷史上的小冰河期，都直接或間接的造成了既有社會秩序或結構的衰亡。但這種下場卻沒有發生在資本主義身上 — — 為什麼？因為資本主義的產生與延續，仰賴的是疆界／前線 (frontier)：也就是說，從「地理大發現」開始，他們便以剝削的方式，暴力地耗竭他們所殖民的新自然而獲利 — — 而這個自然當然包含了人類與非人類。所以我們可以說，這些前線正是維穩資本主義的重要關鍵。並且權力、階級與帝國殖民，一直都是資本主義的根本元素。
在這個過程當中，科學，以及所謂的製圖學的發展，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隨著製圖技術與海外殖民的發展，世界作為一個「球」的觀念逐漸領銜。地球作為一個球體的描繪，儘管是一個事實，卻有著一段血跡斑斑的歷史。我們可以說，在現代製圖學的幫助之下，世界作為一個「球體」的事實，成為一種「文明的」視角，一種「文明」用以征服「自然」的方式與計畫。
從征服者的視角來看，他們所要征服的自然，就是這個球體：地球。而他們正是外於地球、外於自然的存在，所以他們始終都是從一個地球之外的觀點來觀看。這種觀點，在 1968 年一張廣為人知的照片中又再次受到驗證：〈地球上升〉(Earthrise)。人類從外太空見到「自己」，見到「地球」。就跟他們之前觀察到的，一模一樣。
當人類世的論述，認為當前的危機是「我們所有人類」造成時，似乎就驗證了這種觀點的存在與普遍。摩爾認為，這種觀點體現的是一種「龐大的注意力分散」(grand distraction) — — 規避了少數人的責任，模糊了當今危機的原因，更讓我們忘記災難的形成有其醜陋的歷史；而該負責的人，也全然消失在我們的討論之中。
摩爾所指的，更是許多生態思想 (environmental thought) 所具有的問題。許多生態思想的倡議是非歷史的 (ahistorical)，他們或許要求生活型態的改變，或許要求大眾對氣候變遷的注意，訴說著「人類」之於生態的罪惡或錯誤。但這些說法往往忽略了在歷史中，人與人、人與自然是如何互動，又是如何彼此改變、生產與再生產。於是也不會了解，現今的氣候與生態危機，無法只訴諸生活型態上的改變 — — 我們必須要追究到根源之處，也就是自然、權力、殖民、帝國、商業等盤根錯節的歷史之中，我們才會了解資本主義的角色，進而知道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。
摩爾想提出的，正是一種基於「關係」的生態觀 (relational view of ecology)：世界 — 生態。在其中，世界是動態的圖像，是關係的網絡。在其中，當代的危機不是扁平且真空的事件，而是涉有資本主義複雜的歷史演化；尤其，這些演化絕不是純粹的經濟面向能夠處理的。這種方法與圖像，能夠顯示權力、生產與再生產在生命網絡之中是如何互動與作用的；也能告訴我們究竟是哪些人要為這些後果負起責任，而我們在這混亂的時空當中，又該如何行動。
註解：
(1) 摩爾在此次演講中並未詳細解釋何謂「廉價自然」。然而以摩爾的話來說，「廉價」與「低成本」並不相同，雖然後者的確是前者的一部份。「廉價」(cheapness)，是一種處理資本主義與生命網絡的一種暴力方式，用以短暫解決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危機（如下段的「剝削前線」就是一例）。「廉價自然」的廉價基本上有兩種意義：(1) 價格上的廉價，以及 (2) 貶低(cheapen)，也就是在倫理與政治上，將自然降為次等或從屬的地位。運用廉價的邏輯，資本主義將自己對於自然的極端取用與勞動給合理化、低成本化了。
參考資料：
Jason W. Moore, “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? Nature, History,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.” PM Press. 2016.
Jason W. Moore，《廉價的真相：看穿資本主義生態邏輯的七樣事物》，林琬淳譯，本事出版，2018。
